无名小足，惊天大案

　　2004年3月23日，西安市6000万元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现场，西安市灞桥区青年刘亮抽得特等奖草花K，在随后进行的二次抽奖中，抽中特等A奖：一辆价值48万元的宝马轿车和12万元现金。随后主办方组织刘亮坐上宝马车，进行全市巡游宣传。

　　3月24日，刘亮要求兑奖未果，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认为刘亮所持彩票为假票，表示将暂缓为其兑奖。3月26日，陕西省体彩中心召开紧急新闻通气会表示，经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鉴定，确认这张中奖彩票是一张由草花2涂改成草花K的假彩票。3月27日，刘亮的代理人其伯父刘志涛在刘亮家中向媒体表示，称该假彩票绝不是刘亮伪造，所谓的假彩票不是刘亮原来的彩票。如果是假彩票，肯定是体彩中心内部人员掉包。陕西省体彩中心有关负责人称，西安市体彩中心已向公安部门报案。4月8日，刘亮向西安市新城区法院起诉，要求西安市体彩中心履行兑奖义务。4月底，陕西省、西安市有关部门透露，省、市公安、纪检监察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此案。

　　司法介入，群丑落网

　　5月初，这起震惊全国的宝马假彩票案侦破取得重大进展，三名主要涉案人员体彩承包商杨永明、托儿刘小莉和岳斌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国家体育总局紧急通知，暂停在陕西境内销售即开型体育彩票。随后，即开型体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叫停。5月11日，陕西省体育局和西安市体育局党组对省、市体彩中心主要领导作出处分决定：责令负有领导责任的省体彩中心主任贾安庆、西安市体彩中心主任樊宏辞职；省体彩中心副主任张永民停职检查。省、市体育局同时向体彩中心派出调查组和工作组，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做好电脑体育彩票的正常运行。5月12

　　日，陕西省政府免去贾安庆省体育局助理巡视员职务。5月31日，为了进一步明确公证人员的现场监督职责，维护开奖活动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司法部颁布了《开奖公证细则(试行)》。6月1日，杨永明、孙承贵、岳斌、王长利、刘晓莉等人涉嫌诈骗罪被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杨永明等在陕北造假案被警方查出，涉案人员陆续归案。6月3日，制作假彩票、冒领大奖的犯罪嫌疑人刘先奎和黄四清被警方刑事拘留。杨永明等人诬陷刘亮的假彩票实为刘、黄二人利用胶水和刀片所造。同时，根据中央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陕西省专门成立了案件处理协调领导小组。对1998年以来，陕西全省的即开型体彩销售进行全面清查，并对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失职和渎职行为进行调查。6月4日下午15时，在接受陕西省体育局和西安市体育局负责人的公开道歉后，西安小伙刘亮从西安宝马汽车销售公司开走了他摸彩票中得的宝马车。6月8日，在陕西省政府《行政许可法》实施动员办公会议上，陕西省省长贾治邦严厉斥责“宝马彩票案”严重损伤了政府公信力。6月23日，随着“西安宝马彩票案”的一重重黑幕被揭开，杨永明在陕北经手的彩票发行中的舞弊诈骗行为被查实。榆林3个县的4名公证员涉嫌玩忽职守受到查处。

　　绳之以法，大快人心

　　8月25日，因涉嫌收受西安“3·25”即开型体彩造假案主犯杨永明贿赂6万元，陕西省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长安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张长安的行为已涉嫌受贿罪。10月26日，西安宝马假彩案侦查职务犯罪17人，贾安庆等被起诉。12月3日，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贾安庆因犯有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依法没收其受贿赃款13万元。杨永明被判有期徒刑19年。12月6日，经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9月，杨永明首次在西安市承销即开型体育彩票过程中，为感谢陕西省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长安的“扶持和帮助”，趁张长安到销售现场向其借车之机，送给张长安现金6万元；同年12月，杨永明又送给张长安现金1万元。2000年9月至10月间杨永明先后送给当时的省体彩中心财务负责人谢有才现金12000元。法院审理认为，张长安和谢有才的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2人一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及1年。

　　案件背后

　　彩票凸显信任危机

　　这个案件的背后最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对彩票失去信任。社会本身的信任结构，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它是从人的内心生发出来的信任，而且它是和你的文化与环境，和你的习惯都是相关的。杨永明本人就是一个彩票中心的销售主管，而且做了这么多年，他其实是个代表，谁也不知道他是个人承包商，他是代表政府彩票中心这样一个事业机构来做销售的。人们信任他是因为信任政府，信任政府的体彩。出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人们就有权怀疑，不是杨永明的事情，而是体彩中心出了什么问题。体彩中心的背后是谁？这种信任危机开始扩大，不是对个人，是对机构，甚至是对政府。在宝马案这一问题上，彩票业的管理方式难辞其咎。财政部门是彩票业的管理部门，福彩、体彩中心是操作部门，而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却是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实际上形成了管理层面的两张皮，而事实上彩票业管理层面上权责并不对等、操作部门在发售环节又不愿承担市场风险，造成了操作部门寻求转嫁风险的种种并不规范的市场操作现象时有发生。重新整肃彩票业、改革彩票业管理体制已然迫在眉睫。

　　《彩票法》催生出台

　　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外国友人、普通民众都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同一个信号：将《彩票法》进行立法；西安假彩票案也引发了彩票立法问题。《彩票法》立法的呼声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其一，将《彩票法》立法是世界彩票业发展的趋势，全世界经营彩票业务的已有120多个国家，而部分国家已经制订出台了《彩票法》。这说明彩票业是一项风靡世界的产业，将《彩票法》立法也是世界彩票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综观世界彩票业，大都经历了一个由非法到合法、由龌龊到显赫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性、扭转性、开创性作用的即是《彩票法》的出台。

　　其二，将《彩票法》立法是促进我国彩票业更好发展的法律保证。目前，我国彩票市场由两家来经营：体育与民政部门分别发行体育与福利彩票。除此之外，任何个人、部门未经国务院批准都不得经营彩票。尽管如此，巨大利润的诱惑还是促使有的人利用各种关系及渠道来肆意敛财。对待私彩活动，因为没有专门的法律约束，检察部门不能对其依法追究，只能用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干预，这就使打击私彩活动的力度显得不大，不足以使私彩分子得到应有的制裁，从而导致私彩活动屡禁不止。而彩票业要想得到很好发展，必须有完善的《彩票法》。西方博彩业之所以发达，与其健全的法律体制是分不开的，而我国目前只有一些关于彩票的管理办法和规定，这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三，将《彩票法》立法是维护广大彩民利益的需要。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不管是彩票发行者、销售者和购买者都需要法律的保护，让法律来明确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有力地保护各方的利益。目前许多彩民已经意识到依法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他们渴盼着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彩票的发行方式、开奖办法、开奖程序，让彩票的每个环节都置于有效的监控和社会监督之下，确保公正性；同时，建立彩票信息披露的公告制度，让彩民有知情权。比如每期的销售额多少，浮动基金多少，多少划入一等奖，调节基金多少等详细信息，彩民都需要了解。

　　有的彩民说：“有法律撑腰，我们买起彩票来才更加放心。”

　　这次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带来最大的伤害恐怕就是造成了彩民和普通的公众，对于彩票以及一些机构的信任危机。而且更值得警醒的是由于彩票发行的不规范以及造假带来的信任危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希望这次的警钟已经敲得足够的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