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身体、生命只是保障的一部分，买上一份保险是最初级的，中国运动员享有的其他各项权利也时常面临着被人侵害的危险。而保护运动员权益，最有能动性的人只能是运动员自己。

　　最近一些天，大家集中地看到一些运动员遭遇的不幸。无论他们的前景是否在好转中，从艾冬梅、王燕和汤淼身上可以看到，身强体壮的运动员有时也很脆弱，离开赛场他们甚至会是弱势群体。中国运动员从进入专业队就只需要训练、比赛，其他一切都被包管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与之相应的，他们对自己各项权益的保护也逐渐显露出单薄。

　　在桑兰出事故之前，体育界对运动伤害保险几乎没有什么认识，现在，王燕的事故则提出了新的问题：面对重大伤害，目前中国运动员的保险保障是否足够？国外运动员的高额保险例子很多。球王马拉多纳在20年前，两条腿就各上了1000万美元的保险；2004年，车王迈克尔·舒马赫的保险价值5.8亿美元。现在的问题在于，国内保险公司是否有相应的业务？此外我们知道，随着保险标的提高，保费也绝不会便宜，那么国内运动员是否有这样的意识，是否舍得花这笔钱？

　　自己的身体、生命只是保障的一部分，买上一份保险是最初级的，中国运动员享有的其他各项权利也时常面临着被人侵害的危险。

　　艾冬梅所要回的，只是自己基本劳动所得的一部分，她几乎是遭遇了一次民工追讨工资的过程。这样普通的利益保护起来虽然显得有些艰难，至少法律还是站在艾冬梅一边的，另外一些作为人的权利在运动员那里受到侵害时，甚至会“伸冤”无门。

　　今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中国体育营销难跨监管障碍》的文章，透露男篮队员刘炜失去了在某跨国公司广告中的上镜机会，问题不在于他的篮球技术，而在于究竟是谁拥有他的肖像权，是他自己，还是国家篮管中心？

　　随着体育的产业化发展，田亮、刘翔、赵蕊蕊这样的中国明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类似问题。有人说“体育管理机构垄断明星肖像权合法不合理”，不合理的又何止一个肖像权。

　　汤淼在俄罗斯出现意外之后，不少人在问，既然国家队暂时不调他参加集训，是为了给他时间调整养伤，那么是谁让他带伤去参加那样一个活动？绝大多数中国运动员，“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自己是做不了主的。像国外网球明星那样不参加奥运会、戴维斯杯，在中国选手身上不可想象。面对那些侵害自己权益的力量，无论天灾还是人祸，一个中国运动员都会显出其人生的脆弱。

　　保护运动员权益，最有能动性的人只能是运动员自己。首先是自主意识，从“要我”转向“我要”不仅仅可以加上“练”这一个字；其次，要保障更多权利，一个类似球员工会的组织似也有成立的必要。美国网球选手罗迪克呼吁，网球是惟一没有球员工会的职业体育项目，这种局面不能继续下去了，此话对中国体育同样适用。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的中国篮协会议上，成立球员工会已经被提及。但愿不久以后，我们可以更多地讨论体育竞技本身，而不是总和传统制度、体制较劲。(洪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