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观─既看结果也重过程

　　体育，永远是承载荣誉的母体；奥运会，永远是张扬国家荣誉的舞台。经济再发达的国家，国力再强盛的民族，也需要在奥运会上为国家荣誉册锦上添花。日本借助1964年东京奥运会修建了第一条新干线，是日本经济腾飞的象征。而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强盛，在奥运会上的竞争实力反倒江河日下。有些人认为，日本人已不再重视奥运会，不再需要体育来衬托日本国力的强盛。但在雅典奥运会上，日本队再度崛起，在金牌榜上一度排列第三位。日本体育官员认为，他们多年来发愤图强，投入巨大财力，向体育强国学习，为的就是要在奥运会上再度强盛，展示日本体育的实力。

　　因此，我们应该冷静、辩证地看待体育的功能，既不能无限夸大，也不能持虚无态度。国家强盛、民族兴旺，并不只有通过体育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奥运竞技场上的胜利，在张扬国家荣誉、凝聚民族人心方面，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一个民族崛起之初更是如此。

　　我们曾经过于追求体育荣誉，片面地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现在，我们依然追求荣誉，但更看重获得荣誉的途径、方式乃至成本。近几年来，社会大众对让球、兴奋剂、裁判腐败等体育消极现象口诛笔伐，反映了社会的成熟理性。哪怕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奥运会金牌，也无法再一俊遮百丑。

　　即便是举办北京奥运会这样的民族盛事，我们也开始摆脱以往那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陈旧思维观，不再一味追求“最好的一届”，而是更多地考虑场馆维护、赛后利用、建设成本、环境保护、人文关怀等。

　　荣誉要追求，但不可强求，再也不能做“赔本赚吆喝”的傻事。

　　责任观─需要有人为持续的失利承担责任

　　奥运会举国和举世关注，中国社会曾经不恰当地把竞技场上的失利归咎于运动员。十多年前，当被认为应该拿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最后与金牌无缘时，等待他的绝对是噩梦一场。不仅是处处白眼，而且还能收到成堆的剪刀绳子和辱骂信。尽管人人皆知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运动员往往要过多地承担赛场失败的责任。这是一种错误的责任观。

　　近年来，“官员问责”的观念和做法开始渐行于中国社会，也受到中国百姓的叫好。官员们在其位，谋其政，用其权，担其责，天经地义。不少官员为自己辖区内的责任事故而丢职、检讨。虽然体坛不同于政坛，而且竞技规律表明，许多赛场上的失利往往不是“责任事故”，不必有人承担责任，但是体育毕竟是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官员、教练、队员也往往是公众人物，能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名声比普通人谋取更多的社会利益。尤其是官员、教练大权在握，理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此意义上说，“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应该引入中国体育界。只要科学地界定这种“责”和“咎”，中国体育就会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迈出一大步。

　　在竞技场，一时的失利是常见的，也是允许的，但再三地失利、大面积地溃败，就应该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让贤于他人。

　　需要指出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开始以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体育场上的失误，中国体育界也一直呼吁人们“莫以成败论英雄”，但有些圈内人自己却观念滞后。奥运会上，有些官员和教练在自己的选手夺冠后便满脸春风，对记者侃侃而谈；一旦自己的弟子丢了“计划内”金牌，便不见踪影，让记者遍寻不着。官员和教练自己“金牌得失决定态度”，又怎能苛求记者和公众宽容大度，淡看金牌？！

　　金钱观─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并重

　　奥林匹克运动曾经拒绝金钱，中国体育也曾经羞谈金钱。中国体育55年，从不给奖金到象征性发放，从只做不说到公开宣布奥运会奖牌得主奖金额，显示了中国体育的开放和进步。

　　君子不言利，曾经是我们民族的金钱观。在几十年、十几年前，人们用一种“纯而又纯”的金钱观看待体育，对金钱介入体育持一种反感和排斥态度。但现在，全社会对奥运奖牌选手获高额奖金，普遍持默认、肯定态度，这与中国社会步入市场经济而带给人们的新观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以身相搏，血泪相洒，为祖国、为民族争取荣誉，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体育的社会价值，也由此赢得人们的仰慕和尊敬。同时在职业体育中，在现代奥运会上，运动员通过取得好成绩赢得奖金，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也是一种社会趋势和进步走向。

　　只有当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得当完满统一时，运动员才能在训练场、竞技场上得到不竭的动力。尊重个人价值，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我们在雅典赛场上听到一个个让人落泪的故事，许多运动员家庭贫寒，甚至父母下岗，当这些运动员舍弃一切，流汗多年，把青春献给竞技场时，奥运会上的一点奖金，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回报，也是一种最起码的人文关怀。

　　去NBA打球的姚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青年的新偶像，不仅在于他技艺超群，正直谦和，还在于他能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打“一元钱官司”，在于他一年能挣一千多万美元。姚明是幸运的，因为他赴美前后，正是中国社会步入观念转轨期，他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