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不只北京的中国记者们这么想，连FIBA的人都这么想。

    “变法”的最终结果本应是在北京时间上周五傍晚宣布的，记者们都被招呼到了FIBA中央局开会的香格里拉饭店，但是由于会议上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不得不把改革的议题延长到了第二天的会议，才获得了通过。

      那些意见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一条，FIBA是不是该向NBA看齐。“变法”的具体内容真的是让国际篮球更像NBA了，延长三分线，以前两个规则差一米呢，现在只差半米了；设置篮下的合理冲撞区；跟NBA一模一样；把三秒区由梯形变成了NBA的长方形。

      按照前任国际篮联主席程万琦的说法，NBA与FIBA的关系从辈分上来说是孙子与爷爷的关系。他说的没错，因为国际篮联管着美国篮协，而美国篮协管理着美国各种各样的篮球组织和联赛，NBA只是其中一个，当然，是最有影响力、最能挣钱的一个。

      但国际篮联的体制是，拿大主意、代表组织去国际奥委会开会、拥有国际奥委会投票权的不是主席，而是秘书长，主席只是一个名誉位置，4年一换，各大洲轮流坐庄，也就是说，“变法”的议案不是澳大利亚人、国际篮联主席鲍伯提出来的，而是瑞士人、国际篮联秘书长鲍曼提出来的。

      鲍曼虽然有些谢顶，但其实还算是年轻人，1967年生人，今年41岁。三年前在北京出席斯坦科维奇杯，他脱去西装，一身休闲打扮，头戴一顶估计是从秀水街或者红桥市场买来的五角星红军帽，很有些愤怒青年的味道。这次在北京看“好运北京”的比赛，西服革履的，但还是趁志愿者不注意，从场地里一个箭步飞跃栏杆跳上了看台，直奔嘉宾席，省去了兜圈子的麻烦。

      骨子里，鲍曼是个充满了变革思想的人，他在国际篮联从干事作起，现在已经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他知道国际篮球的弊端在哪里，他知道方向在哪里。

      我们先不谈鲍曼的思想了吧，我们先谈一个堂会。

      周一，国际篮联的人开完了会、看完了“好运北京”都飞回了瑞士，但鲍曼没走，而是留下来参加由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组织的全球领袖系列论坛，题目是“中国篮球的未来”。

      论坛的主持人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海辛格，他介绍说：“第一位发言者是帕特里克·鲍曼，他是毕业于我们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然后他又说：“第三位发言者是陈永正先生，NBA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鲍曼一样，他也是从我们芝加哥大学的企业管理硕士毕业的。”

      我忘了介绍海辛格的背景，这位老兄是疯狂的NBA球迷，2002年的时候从自己的一个同事手中抢到了一份姚明试训的观摩票，然后便疯狂地喜欢上了姚明。

      我又忘了说一件事，海辛格的那个同事是姚明表哥章明基的老师，同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章明基当时正为把姚明从上海大鲨鱼那里“解放”出来而苦恼，海辛格就为他设计了一份补偿财务方案，并成功达成协议。之后，海辛格再接再厉，加盟姚之队，帮助姚明谈下了与NBA和锐步的合同，并由此成为NBA经纪人。

      我扯的太远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如今执掌FIBA的是一个有数学、法律、市场头脑的年轻的欧洲人，他在美国受过商业学问的训练，他亲身感受过公牛和NBA。如果没有在FIBA得到职务，他很有可能成为陈永正或者姚之队队长那种人物。

      所以，他知道篮球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知道什么样的篮球大家才愿意看。

      说最后一件事情吧，FIBA的中央局会议一年要开两次，上次会议是去年12月开的，地点，巧了，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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