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对韩国人来讲则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早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韩国人孙基祯和南升龙在马拉松项目上夺得金牌和铜牌，因为韩国当时还处在日本占领下，孙基祯不得不穿着印有日本国旗的衣服上台领奖。不过，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每次都对人表明"我来自KOREA"，签名也一直用韩文，并在旁边画上朝鲜半岛地图。当时《东亚日报》在报道时更是把照片中孙基祯胸前的日本国旗给抹去，被日本政府勒令无限期停刊。

　　战后因为忙于在废墟上建设国家，韩国一直未能顾及体育的发展。1961年朴正熙通过"5·16"军事政变篡夺政权后，从1965年开始以宣扬国威为目的，推行了各个项目重点培养精英运动员的制度。在当时的东欧圈国家，运动员被规划为证明本国体制优越性的"体育战士"，实施了从小挖掘并重点培养体育苗子的"贵族运动员政策"。韩国虽然在体制上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执行的体育政策却和东欧圈的国家非常相似。韩国政府给体育项目进行了巨大的财政支援，比如著名的泰陵训练基地就是1966年2月28日竣工。1980年代全斗焕和卢泰愚军事政权执政时期，为了转移社会矛盾，更是大力推行愚民化的"3S政策"，即用SEX(色情)、SCREEN(电影)、SPORTS(体育)来把百姓的注意力从政治转移到别处。

　　汉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成功申办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这两次盛会中，韩国体育界在高层的授意和压力下不择手段地争取好成绩，虽然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有违体育精神的负面印象。

　　1992年韩国民主派代表人物金泳三当选总统，终结了长达32年的军事政权。金泳三领导的文人政府把军事政权推行的一切政策都视作独裁政治，他们甚至把汉城奥运会和纳粹政权下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在执政者的压力下，韩国企业逐渐中断了对体育项目的支援，这也是韩国代表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数目从上届的12枚一下子减少到7枚的主要原因。

　　随着1980年代末期国民意识的苏醒，尤其是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韩国人关注的焦点从以往的政治理念逐渐转向个人的消费和自由。随着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韩国人的体育生活正从单纯的"观赏型体育"，过渡为普通人也直接参与的"享受型体育"，逐渐向很多发达国家的全民体育方向发展。

　　在锦标主义时代，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一枚银牌曾让韩国选手在领奖台上泪流满面；到了悉尼奥运会，韩国代表团最受欢迎的明星是姜初贤，尽管她夺得的同样只是银牌，但她在领奖台上的明朗笑容让韩国人醒悟了：奥运会上得不到金牌的人也有权利高兴。

　　2002年世界杯更是成了彻底推翻韩国人原有的体育观的契机。这期间，韩国人第一次经历了不是受政府强制的、发自内心的、开放的爱国教育。过去国家动员式的参与方式演变成了国民自发。虽然韩国媒体还是借用军事词汇把体育竞争描述成竞争的战场，但韩国人对体育的看法已经进化，完全把它当作一项游戏文化。

　　雅典奥运会上，韩国人奥运心态的改变体现得更加明显。韩国代表团中有一名14岁的游泳运动员朴太焕，他开始学游泳的动机是为了治疗气喘，经验欠缺的他在自由泳400米预赛中抢跳，失去了比赛资格，但韩国上下对他只有同情和鼓励，并没有一句谴责。这样的失误甚至是这样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奥运会期间，一些专栏文章纷纷引用1977年出版的韩国作家朴完绪的著名散文《给最后一名的喝彩》，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一致。